「一個健全的社會，應該是一個可以對『人生自己負責』的適用範圍劃分界線的社會；一個能夠正確判斷『到這個部分為止，或許要自己負責任』，但『從這個部分以後，應該就不是自己的責任』的社會(pp.107-108，《反貧困：逃出溜滑梯的社會》，早安財經)。」
這句話，大約可以算得上我開始摸索這條路的起點，也是影響我極深的一句話
◎從個人到結構的光譜選擇
試著想像幾個情境：「一個在職場上領著22K，在台北租屋的年輕人，因為生涯與職場壓力困擾，願意付出每周1,200元到諮商室來諮商，這個時候心理師會如何理解他與他的困境？心理師又會如何評估諮商效果與自己的收費合理性？」
「一個性侵害加害人，為了假釋跟被再犯評估必須前來諮商，在諮商過程間不停抱怨制度及被害者引誘他，他其實並不是故意的，也沒有被制度好好理解，或是看來總是很正向，表達對自己行為的懺悔、對身體界線的理解，自己已經幡然悔悟。這種時候，心理師會如何理解自己的職業責任，究竟是對誰有責？又該如何擬定諮商目標？」
「一個諮商心理師在企業內部進行企業諮商，面對案主是一個重要計畫的負責人，但在諮商過程間表達對企業高層的不滿，以及手上握有眾多爆料資料，準備提供給媒體。企業高層一直憂心這種可能性，於是對心理師表示『如果這個案子的結果不順利，可能高層會再評估心理師職務對公司營運之必要性』。這種時候，心理師該如何面對案主的選擇，以及自己職務可能的動盪？」
「一個社會事件被害者，因為法扶諮商而結識，後因為冤案入獄服刑，服刑期間聽聞家族成員因為頓失依靠，情緒上有許多波動，家庭關係緊張，孩子都不願回家，寫信告知監外友人輾轉請求你能否到他家，為他的妻子跟女兒提供協助，他保證出獄以後一定會想辦法付費給你。這個時候心理師會如何評估能否提供協助？最重要的方向是什麼？」
上面這些都是虛擬、但可能發生的情境，我沒有最佳解，只是想試著提出來跟大家一起感覺看看，那不僅僅只是「個人」還有「個人以外」的許多。
身為一個諮商心理師，專業對我們的訓練多半在「案主是自己世界的唯一作者」這樣的概念下，然而，我並不是那麼喜歡「個人化」的論述方式，原因在於，我一直認為在「社會責任」與「個人責任」之間的這條界線非常重要，倘若專業工作者無法看到這條界線，則極端可能成為各種壓迫的共犯，我們極有可能成為協助大象好好待在冰箱裡的助力，而不是探問「為什麼大象必須待在冰箱裡」的人。
◎選擇「個人決定」犯下的那些錯
我曾經因為不敏感這條界線，而無法提供我的家暴個案好的幫助，受限於我自己的性別敏感度跟當時的家暴訓練不足，我問了許多「關係互動」的對話，而無法理解到「家庭暴力」不僅僅只是溝通，還有性別腳色，性別刻板印象，還有權力與控制，當然，還有國家的法律制度。
我曾經因為不敏感這條界線，而認為家暴加害者就是自己不願意控制脾氣，不願意減少物質成癮，是自己願意選擇這樣的生活的。直到漸漸理解到他所處的位置限制、腳色限制、性別限制、以及他目前的生活方式也有他想捍衛的尊嚴，因此他困難接受某種屈辱地幫助。
我曾經因為為了維繫關係、信任案主而不通報，也曾基於過分擔憂而重複通報，最後兩邊都沒有好結果，法律的界線與實際的關係跟流動的生命，到底合宜的界線在哪裡？於是，我開始試著理解國家的制度現況，以及是什麼讓法規制定者訂下目前的這些法規，目前的趨利避害在哪裡，下一個制度要前進的灘頭堡可能又是什麼？
◎個人意願、能動性與整體結構的複雜交織
然後，我開始一步一步地遠離「諮商室心理師」，試著把注意力放在「目前制度的趨利避害」，跟「那些還在受的苦」所指引出的「下一個灘頭堡」。
這條路的一開始，我只是想找份能運用專業，能讓我自己養家活口的專業工作，於是，我開始靠近「家庭暴力議題」，聽說裡面有許多不同的諮商補助，以及許多工作機會，然後，我漸漸地理解到這個領域的飽和，以及這個議題要往前進需要其他議題的協助了，於是轉向其他議題，包含：兒虐、兒童權益、性侵害、性別暴力、監獄處境、冤案受刑人、無辜者家庭、死刑、精神障礙、身心障礙、死亡權、無家者、無條件基本收入，便沿著這許許多多的議題，開始看到一張在台灣社會裡正透過制度張開的大網。
一張溫柔而理智堅毅地想接住所有墜落者的大網。
不是把人塞回某個冰箱裡，讓他繼續墜落。而是從制度張開網，接住他。
◎從「心理師」到「個人」
於是，我越來越不滿足於「心理師」以及這個職業所投影出的框架。但我也越來越迷惘，不太確定「我算不算心理師」，於是在這個概念下苦苦掙扎，至少有八到十年。直到我一點一點地移動，漸漸地擁有了不一樣的社群，漸漸地領悟到「『我』遠遠大於『心理師』」，這個「依靠專業創造出的位置取得薪水在社會上生存」的假設才被打破，開始回到「我」，比某個「專業框框」更大、更多可能的自己。
於是不再以「專業」、「專業倫理」的框架來思考，而是以「我能做什麼」、「我會什麼」來思考，能做什麼事，也漸漸地不以「哪裡有職缺」、「哪裡有錢」來思考，而是以「如何與這個社會共好」、「如何回應這個社會目前的心理需要」來思考。
理解環境，也理解自己，跳脫框架地存活。
◎從「專業」到「公民」
於是，身為一個「人」的各種思想劣勢、性格劣勢、認知劣勢，就會反應在如何思考議題前進方向的「能」與「不能」上，不喜歡衝突的自己，也就會擬出不衝突的策略，站在比較不會起衝突的位置，於是被指責「邪惡的平庸」、「沉默」，於是必須嘗試著在這樣的過程裡找到自己，找到成為完整的自己、有獨立想法的「個體」。
也在這樣的過程裡，找到自己的社會位置，跟自己的原生脈絡接軌，也理解每個指責的意義與位置，並理解自己的堅持跟這一切對自己的意義。不僅僅只是「心理師」，也不是「專業者」，而是「公民」。
然後，從議題中找到能量，如何給出更多地溫柔，更多的允許，對社會、也對自己，假使我堅持別人應該能活得有尊嚴、像一個人，那麼，我似乎也應該能活得有尊嚴、自愛自信、像一個人。
整合地，內外一致地，參與實踐、鬆動結構與溫暖包容循循引導並進地，專業素養。
※這篇文章是回應 Tarro Lee的《我眼中的七〇後諮商同溫層：從哪兒來，在掙扎什麼，欲往何處？》(https://reurl.cc/Xv1xa)的，感覺要轉貼，就必須寫些什麼，要寫些什麼好交代這一路走來的脈絡，好像就必須另起一篇，才能解釋清楚。
※本文內容只是我個人這些年對「心理專業」的思索，以及目前暫時理解到的前線，一定不完整、也必然不夠全面，但我嘗試著將這近十年的思索整理起來，拋磚引玉，希望有更多人一起整理自己對這個專業的想像，或是自己的理解，抑或是各種「非典型實踐」的樣貌，或許那也可能是「社會正義諮商」所期待的樣貌也說不定。
※這麼長的文章，感謝願意看完的你/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