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17日 星期三

一起學非暴力溝通(八):同理與暴力


前一篇提到「暴力與合作」,以及暴力是防止自己繼續被過分利用的必要手段,以及暴力後的寬恕也是重要的,那是誘使他人與之合作的方式,因為我們唯有彼此合作,才能共同謀求最佳利益,以及唯有都具備有這樣概念的團體,才能成為一個能共同抵擋外在勢力侵略的團體。全文請見:https://reurl.cc/Ka5Oq

今天,想更進一步地整理書中提到的,「同理」與「暴力」的一體兩面。

從《惡人:普通人為何會變成惡魔》這本非常經典,也非常精彩的書裡,可以看到作者訪談了許多二次世界大戰的日本老兵,並且試圖思考眼前和藹的老兵們是如何能成為殘暴的殺戮機器,做下那麼多泯滅人性的事情,又是什麼讓他們必須說出這些暴虐的故事,不在乎同袍或社會會如何詆毀他們的。

這本書非常精采,有許多對於文學呈現暴力可能造成的影響,有許多深切誠懇的反思,看起來非常引人入勝,讓人有很多體悟。此外,他也透過反思軍隊如何打造「去人性化的殺戮武器(軍人)」整理出「製造同理」跟「製造暴力」手段的一體兩面。

他提出了十點,能造成暴力或同理的概念:(from pp.145-152)

(一)當受害者是匿名時,旁觀者會更消極無為而加害者會更殘忍。相反地,當受害者的身分是可被認出時,它會抑制侵略性和促進利他主義。

(二)把受害者看成「他群」的一員會減低我們幫助他們的意願,相反地,把受害者看成「我群」的一員,會增加我們的幫助意願。

(三)資訊的稀少(例如有書報審查制度或委婉語作祟時)會讓旁觀者更容易忽略或支持兇殘,資訊的充足則有相反效果。

(四)缺乏明顯的異議(dissent)會促進反社會行為的盲從,相反地,存在明顯的異議會促進對反社會行為的不遜(defection)。

(五)當受害者是位於遠處,當干涉看來所費不貲和情勢混沌不明時,我們傾向於不幫助;相反地,當受害者是我們搆得到,而「花費不太昂貴和情勢高度緊急」之時,我們傾向於幫助。

(六)如果兇殘是一種如沃勒所謂的「層層升高的涉入」,那幫助別人的行為一樣是如此。

(七)施救者就像加害者一樣,常常會把自己的行為形容為身不由己:我沒得選擇。兩者的不同在於「命令」的來源不同。有理由推測,很多加害者都是受到外部壓力和內部人格模型驅使,反觀許多施救者卻是受到內部壓力和內部人格驅使。

(八)認知失調的壓力固然會讓我們更容易鄙夷那些被我們傷害的人,但他同樣讓我們更容易對那些被我們幫助的人產生正面情緒。

(九)去個體化(deindividuation)除了可以助長侵略性,還可以助長仁慈。(註記:例如,無名氏的施食、造橋鋪路、或是待用餐點的概念)。

(十)就像「兇殘」需要訓練,需要在早期教育下功夫,利他主義亦復如是。一個又一個研究顯示,父母影響力對促進利他行為和抑制侵略性具有關鍵作用。

對上述大部分過程而言,說故事(storytelling)攸關緊要,也就是說,故事可以影響我們對誰是「我群」一份子的認定,影響我們怎樣詮釋四周人的行為反應。...每每有一種強大的結構性力量驅使我們去非人道對待他人,就會有一種同樣強大的結構性力量為我們可用於促進利他社會的行為(p.152)。

仇恨,或友善的種子會在很小的時候就被種下,當我們發現自己很想使用暴力、很難與對方好好溝通的時候,或許可以回過頭來看看這十個句子,是否我們已經在某個點預設了對方「與我不同」、「我在早年曾反覆被教育不可以跟OOO人相處」、「OO是壞人」這些點,會讓我們很困難能跟彼此好好互動。

打開經驗的練習,需要一點覺察,在開始說話之前,聽聽自己的心。

是否,有什麼部分會阻礙了我,把對方當作一個「跟我一樣的人」?我們是否真的有那麼不一樣,我真的是善的、而對方真的是惡的?或我真的有那麼邪惡,但只有對方是有權又善良的人?

非暴力溝通的練習,需要一點準備,在開口之前。

「人既不完全是天使,也不完全是惡魔。是脈絡和制度性脈絡決定他們會不會更願意利用互惠及信任彼此」(伊利諾‧歐姆斯壯,獲得諾貝爾獎得獎訪談時的發言。pp.147)

試著告訴自己「我相信對方是一個跟我一樣,有情感、有需要、有故事的人」。

然後,在這些句子來回的過程間,靠近對方、也靠近自己的故事。

讓語言成為連結、促進合作的絲線,而不是區隔你我、侵略反制的利刃。





延伸閱讀:

《惡人:普通人為何變成惡魔》,詹姆士‧道斯,立緒出版。

提供種種方法協助我們培養並抵抗負面社會影響,和建立道德責任感能力的網站:www.lucifereffec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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