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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同理心」等於需要「接納對方所有的行為」嗎？ |
l 討論公共政策前，讓我們談談「銅鋰鋅」的限制
同理心，或現在被戲稱的「銅鋰鋅」，時常引導出一種概念，也就是「有同理心就等於該原諒」，導出一種類似「有同理心」=「不追究行為」的概念，然而，這其實是對「同理心」的曲解。「同理心」指的是理解對方所處的脈絡、所經歷的心境、理解對方的狀態；然而這並不表示我們必須「不管怎樣都接納他的行為」，因為這是錯誤且不該發生的事，理解對方的處境，跟接納對方的行動是兩件事，也因此網路上時常譏笑「同理心」為「銅鋰鋅」，諷刺這種將同理跟接納行動混為一談的狀況。
那麼，究竟是什麼讓「同理心」一詞這麼熱門？主因在於，我們時常在討論各種公共政策時習慣性地排除「非我族類」(以自己的現況思考該公共政策，而非跳出自身框架思考該公共政策對各種不同群體造成的衝擊，反而往往導致公共政策成為各種利益團體的鬥爭之地)。因此，為了讓人們能「超越自己的現況」、「跳出自身框架」思考議題，故而有許多人提倡「同理心」，希望讓人們可以靠近彼此、靠近不同的生命經驗與處境，好想得更深刻；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同理」等於「對方所做的都不需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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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無差別殺人/攻擊事件的幾個反思
我個人很喜歡《姐姐的守護者》的作者朱蒂‧皮考特的書，在她的小說中時常以「多主角自述」的方式進行，在這種方式之下，我們時常發現一件事情有很多不同的角度，而不同的主角站的角度不同、需求也不同，因此導致故事裡那些難以調停的衝突，但或許，他們都各自成理。而這，其實就是面對公共議題時的難處，我們時常誤以為有一個選項可以通往全部都好，卻很少發現選項帶來的負面影響。
因此，以柯市長針對社會疏離份子進行「篩檢」以確保安全一事來說，有幾個重要的選擇，好讓我們判斷這樣的政策是否真的是我們渴望與想要的。
(1)
篩檢與過度診斷的一體兩面：
假使以心理測驗或公共衛生針對診斷的敏感度角度來討論，任何「測驗」、「檢驗」都存在誤差，當期待能辨識「每一個潛在有社會攻擊可能的個體」，則可能辨識出許多「假陽性(實際上不見得會進行社會攻擊，卻被辨識為有攻擊意圖的人)」。透過「診斷」似乎可以有效地讓「有攻擊可能」的人被辨識出來，對社會群體而言似乎是好事；然而，那些「沒有攻擊卻被辨識為有攻擊可能」的人又該怎麼自處跟處理？面對「不確定什麼時候會發生的社會攻擊」進行篩檢，除非他真的動手了，不然你無法辨識他「真的會攻擊」，但一但他被篩選為「有攻擊可能的人」，則整個社會都會認為「他可能會攻擊」，進而導致疏離、歧視、及缺少支持，而這反過頭來加深了他成為一個「攻擊社會」的人。
當我們確定自己不論如何不會被這套測驗系統辨識為「有社會攻擊可能」的人的時候，不管這套系統「如何辨識可能攻擊」的人，都與我們無關；不管他究竟是「真的本來就有社會攻擊意圖」或是因為「歧視導致社會攻擊意圖」那都不是我們需要在乎的，因為這些人被篩選、隔離了，就好。問題是，假使我們會被測驗辨識為「有社會攻擊」的人呢？那時候，我們希望自己獲得這樣的待遇嗎？
(2)
用關懷與陪伴，取代分類與批判：
我時常認為，歸結到底，是我們的文化對於「風險控制」有一種近乎偏執的需求，且期待權威者、家長、政府等「負責確保我們的安全」，而我們則以「放棄自主思考及服從指示」來換取這樣的保護。這種狀況導致政府單位努力地加強各種社會控制，以確保不會有各種違反大家期待的事情發生，也導致我們面對「風險」時，顯得難以面對、處理、調適，而往往淪為指責。
然而，面對這些「風險」時，應該從幾個部分理解：(一)針對風險的心理建設：理解風險無所不在，對已發生的問題不採取追究責怪的態度；(二)針對風險發生的原因系統性檢討：不管有什麼制度、規範，問題就是發生了，那麼一定有理由，理解並修改之；(三)針對人類與人性多一些理解：受限於華人的文化傳統，時常要求「符合角色規範」的行為處事方針，面對不符合角色規範的錯誤，我們時常採取大肆撻伐與攻擊，且基於各種工具性的理由，對人們進行分類與批判，好維持社會整體的運作；然而，當目前社會的許多議題正逐漸浮現之時，如果我們繼續透過分類與批判好繼續維持運轉，事實上是讓已經疏離的份子更疏離、被汙名化、難以有正向的連結與支持；倒不如用關懷與陪伴來取代之，不是讓疏離份子徹底被社會辨認並排除，而是透過日常生活裡「每一個人多雞婆一點」，將疏離分子轉為不疏離、能積極參與社會、感到自尊自信，似乎才是解答。
否則，我們將一直不停創造各種分類、並反覆割裂彼此、汙名化並將彼此從這個社會裡排除；而非創造一個能讓彼此都感到支持的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