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反貧困─逃出溜滑梯的社會+

書名:反貧困─逃出溜滑梯的社會
出版社:早安財經文化(2010)
作者:湯淺誠
推薦指數:★★★★★

然而,為什麼夫妻倆人會住到平價旅館去?新田久當時三十八歲,同齡的人很多可能已經有屬於自己的房子了。難不成是因為它過去自甘墮落,以致落得這般自食惡果的下場嗎?如果急於下這樣的結論,必然會讓『人生自己負責論』有機可乘。然而,人生並非這麼單純。這對夫妻的人生,反映了現代日本創造貧窮的過程。在『人生自己負責論』的背後,究竟隱藏著什麼看不見的問題呢?(p.028)


像他們倆人這樣的案例─小時父母雙亡,生長在貧窮的家庭,又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常常會被當作是「極端個案」、「罕見案例」,而被簡化成是個人命不好、運不好來看待。而他們的經歷─二十年來換過一個又一個非正式工作,因身體不好而無法持續工作等─則很容易被認為是「缺乏毅力」、「沒有計畫」的表現。(p.039)


如果我們用這觀點來看他們的案例,將會忽略掉一個非常重要的面向,就是:造成這些人在青少年時期遭逢不幸,在後來的人生中也無法獲得彌補,想要往上爬也沒有機會的「社會結構問題」(p.039)


新田夫妻曾不斷試圖改善生活狀況,卻沒有一個職場可讓他們實現願望。在沒錢的情況下,他們只能找便宜的住處,但是最終還是沒找到一個便宜可以安心住下來的地方。在沒有家人親戚可以依靠的情況下,也沒人能協助他們重建生活,更沒聽說有任何政府單位的扶助。看起來,夫妻倆人一路走來,完全符合「孤立無援」這四個字(p.40)。


有人會說,自己的人生,自己負責。但這種「人生自己負責論」,等於將「無人可依靠」的狀態直接正當化了。但是,那些高聲疾呼「人生自己負責論」的人,應該也不是獨力靠著自己一人活過來的吧?政府和民間的扶助體系付諸闕如,真的應該受到肯定嗎?難道政府和社會沒有責任嗎?(p.40)


類似新田夫妻這種案例,可說不勝枚舉。「繫舟」幾乎每天都會接到年齡、性別、家庭組成各異的人們前來求助。這些人日復一日地陷入貧困狀態的惡性循環中,讓我們不得不懷疑:今天的社會是否存在著一種導致人們淪入貧困的結構性因素。(p.40) 




 2007年3月25日,《東京新聞》以跨兩頁的版面,刊登了標題為「社會福利體系漏洞百出」的「生活圖鑑」(如左圖),簡單明瞭地呈現出日本社會最具代表性的「安全網」的瓦解模樣...該圖顯示,所謂的安全網共有三層僱用(勞動)網社會保險網、以及公家扶助網。如今這三層安全網,全都出現了嚴重裂痕(p.43)。


打從1990年代長期經濟不景氣以來,日本企業捨正式員工、改僱用非正式員工的趨勢越來越明顯。...所謂「非正式勞工」指的是依照訂有期間的短期合約所僱用的勞工,包括兼差、打工、約聘、派遣員工等(pp.043-045)。 



日本經團連曾把勞工分成「長期累積能力活用型」、「高度專業能力活用型」和「彈性僱用型」等三類,提倡除部分主力員工採正式僱用外 ,其他的只要找派遣員工等非正式員工就可以了,不但可降低人事成本,還能改善公司業績。...為了讓企業生存,經濟早日復甦,改採非正式僱用模式也是不得不然的權宜措施。...非正式勞工的飯碗既沒有大企業正式員工穩定,薪資也低,還得承受短期僱用期滿的高失業風險,因此根本無法讓人感覺到「只要有工作就能生活無虞」(pp.046-047)。


何況,在這種情況下,正式勞工的飯碗也越來越朝不保夕。...現在很多日本企業規定「不管加班多久,都只付固定加班費」,... 而且,很多企業為了規避加班費,更是在職稱上耍伎倆冠以主管頭銜,很多人遂成了「名義上的正式員工」,或是「有名無實的主管」(p.47)。


法律上,即便是非正式員工,只要符合一定要件,資方就有投保僱用保險、健康保險等義務,然而,事實上有不少非正式勞工雖全職上班,許多公司卻沒有幫他們投保。這樣的結果造成「受僱,卻未加入保險」的勞工日益增加(p.048)。 


針對長期欠繳(一年以上)國民健康保險費者所發行的「被保險人資格證明書」...根據《讀賣新聞》 的調查顯示,領取該資格證明的三千六百多戶中,年收入在兩百萬日元以下者占了67%(一百萬日圓以下者,更高達38%),那些以街頭為家的露宿者就不必說了,連所謂的「網咖難民」中,也有73.2%未加入健康保險。而這些人,當然更不可能有能力投保民間的醫療保險(p.050)。


另外,調查指出,國民年金保險費的實質繳納率,於2006年度降到五成以下,...諸如此種現象,在在顯示正有越來越多人已經實際掉出社會保險的安全網之外了(p.051)。


日本的公家扶助制度中,有一個當所得(或資產)低於基準值時,得以家庭為單位,接受生活費、住宅費、醫療費、教育費等補助的「社會救助制度」。...有一個稱為「領取率」的指標,可以顯示在「低於社會救助」基準值下生活的人當中,實際上有多少人接受社會救助。雖然政府一直不願去調查領取率,但根據學者的調查顯示,日本的領取率目前推估約在15~20%間,...如果社會救助制度僅支援15~20%的生活困頓者,那麼這個安全網實際上已經糟到不能以「出現破洞」來形容了(pp.051-053)。 


背後當然潛藏著許多原因,但最大因素主要有二。其一,是很多人都死死抱持著「生活再怎麼苦,也不想接受社會救助」的想法。其二,則是遭「封殺」─各地方政府機關駁回,不讓人申請。根據日本律師聯合會接到的電話諮詢結果顯示,向地方政府機關提出社會救助申請卻遭到拒絕的案件,佔總件數的66%,也就是每三人終究有兩人可能遭到這樣的待遇。這和「會計檢察院」所公佈的2004年度的申請率(前往諮詢者中,達正式提出申請階段之比率),全國平均值30.6%大體上吻合。換句話說,有去諮詢卻沒有提出申請的案例中,有許多可能就是被違法駁回的(p.053)。 


一個不小心踩滑了腳,你就會毫無阻攔地一路直直滑到最底層。這樣的社會,我稱之為「溜滑梯社會」目前的日本社會,不就是正朝著「溜滑梯社會」的方向邁進嗎?...事實上,越容易失業、越容易從僱用安全網掉落的非正式勞工,越不容易勾住社會保險的安全網。...另外,這些人即便生活陷入困頓,實際上也無法接受社會救助。有些人甚至不知道有所謂的社會救助制度存在。即使知道,也不認為自己可以領取,或根本不想領取。再者,縱使真的三餐不繼、走投無路,向地方政府機關求助時,得到的卻往往是「你還年輕,應該可以工作阿」之類的話,一句話便「封殺出局」(pp.054-055)。


換言之,照理說應該是三層結構的安全網,並沒有構成三道防線。這也是何以位於非正式勞工腳邊正中間的洞口,在社會保險網、公家扶助網裡也都空在同一個位置的原因。而且既然有「三層」,大家都會以為「即使一層破了,也還有下一層」,然而對非正式勞工而言,這三個安全網卻是一體的─從第一層掉落的人,會一路毫無阻攔地直接掉到第二層、第三層之外(p.055)。


那麼,我們這個不斷製造出貧困的社會,同時也製造出了什麼呢?...我們後來知道,這位遊民K先生「偷香油錢」所導致的損失,只有150日圓。他希望找個固定工作以重返社會卻處處碰壁,在無法生存的情況下,為了區區150日元而被起訴。...雖然最後法官判決縮短為十個月,但即便如此,由於之前的緩刑遭到取消,因此K先生共需服刑近3年,目前仍在監獄中(pp.061-062)。


據說,日本的監獄過於擁擠,收容量超出大約四千人。...「監獄不足」的說法讓人不安。但有學者指出,治安惡化只是一種「迷思」。實際上真正日趨嚴重的,是因為「在牆外無法溫飽」導致貧困,進而所引發的犯罪。既然如此,我們應該要有比增設間欲更有效的治安維護方法才對(pp.064-065)。


社會福利制度脆弱所造成的後果,往往由家人、親戚承擔,從而導致家庭內發生各種磨擦,也引發了悲劇(p.066)。


男子以「殺人」遭到起訴,京都地方法院在2006年7月21日做出判決。法院在判決書中指出,犯行「雖極嚴重,但被告因得不到行政體制支援而殺害最愛的母親,其內心的痛苦和絕望,非言語所能形容」,因此予以緩刑,並史無前例地指出:「日本的社會救助行政實有檢討之必要,我們認為,透過此案應可促成某些變化。」(p.067)


社會福利制度的失敗,導致家庭內壓力和矛盾累積、升高,而對這個現象所引發的後果,政府又採取錯誤的因應方式,把問題逼到無法挽回的地步。如果不檢視這樣的惡性循環,只是一昧敷衍,推說是父母「個人的問題」,無謂地拆散親子,社會的罪孽將很深重(p.076)。


大阪府堺市健康福祉局理事道中隆的調查指出:「調查結果顯示,在經濟困難的家庭環境中成長的小孩,將讓他有極高的風險,難以享有與富裕家庭的小孩相同的機會、身心發展條件及未來發展潛力。」一直到最近,媒體才開始報導「貧困的連鎖效應」,但這個效應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經出現,背後也存在著結構性的原因。置身在這個「溜滑梯社會」中,如果只有家人能提供支援,那些生長在無力提供支援的窮人家小孩,當然會陷入貧困(p.077)。


換句話說,日本是一個「沒錢就不能接受高等教育」、「父母沒在工作賺錢,孩子再努力也不會有學歷」的社會。出身貧困家庭的孩子帶著低學歷出社會,從起跑點開始,就在安全網破洞的懸崖邊緣,過著如臨深淵的生活,然後,所有的不利條件,都集中在這些低學歷者身上,並直接延續到下一代(p.080)。


我發現,在溜滑梯社會落入貧困的過程中,存在著「五重排拒」。第一重,是教育的排拒。第二重,是社會福利的排拒。第三重,是家人協助上的排拒,無法依靠父母或兒女。第四重,是公家福利層面的排拒。第五重,是自我層面的排拒,也就是一種自我放棄(p.086)。


為什麼要活下去?活下去有什麼意義?為什麼要工作?工作的意義何在?這些人在遭受到第一到第四重的排拒之後,在主張「人生自己負責論」的人眼中,會被簡化為「都是你自己的問題」;而如果當事人也把這種觀點內化,認為「都是自己不好」,那麼,他們將無法維護自己的尊嚴,甚至會變得不再珍惜自己、妄自菲薄。...「自我放棄」是了解貧困問題時,最棘手但也是最重要的關鍵(pp.086-087)。


姑且不管人數有多少,在龐大的自殺人口背後,的確存在著「自我放棄」的心理因素;而這正是遭受前面談到的四重排拒後所引發的結果。就像犯罪或虐童問題一樣,自殺也和貧困息息相關。要解決這個問題的當務之急,就是得設法把這些家庭的收入提高到「貧窮線」之上(pp.092-093)。 


同樣的道理,認為「貧困的人要自己負責」,就跟奧谷硬要把責任推給過勞死的人自己承受一樣。因為「貧困」,乃是一種「人生選項被逐一剝奪」,從而變成無法自由選擇的狀態(p.100)。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沈恩(Amartya Sen),以提出「新貧困論」馳名國際。...沈恩主張,「貧困」應該被視為一種「基本能力被剝奪的狀態,而不只是所得低」,...「貧困」是一種「欠缺達到可接受之最低水準所需的基本能力的狀態」,「能力」(capability)是沈恩自創的概念,只的是要達到「攝取充分營養」、「衣物或住處無虞」等生活狀態,所需要的個人與社會的自由(p.101)。


不管是有型或是無形的,很多事物都具備「積蓄」的機能。擁有可依賴的家人、親戚、朋友,這是人際關係的「積蓄」;對自己有自信、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做好某事、惠珍惜自己,這是精神面的「積蓄」。...反過來說,「貧困」指的就是前面談到的這些「積蓄」,綜合性地喪失或被剝奪的狀態(pp.104-105)。


一個健全的社會,應該是一個可以對「人生自己負責」的適用範圍劃分界線的社會;一個能夠正確判斷「到這個部分為止,或許要自己負責任」,但「從這個部分以後,應該就不是自己的責任」的社會(pp.107-108)。



M.Crew的社長前橋靖,...他說他的公司是一家「社會企業」。...然而,M.Crew這家公司只是乘人之危,利用這群人淪落為遊民的困境,將他們當成剝削對象,再用「給他們一個夢想」等美麗的口號包裝,以掩飾自己的真面目。這種產業和「社會企業」完全是兩碼子事,我稱之為「貧窮產業」(pp.171-172)。


然而,要和M.Crew這類的「貧窮產業」對抗,我認為工會的組織型態和力量仍是不可或缺的,因為光靠個別勞工的抗爭,企業根本不會理會。一直以來,傳統工會都不把非正式勞工放在眼裡,而現在必須改掉這種想法,與非正式勞工攜手修補這張僱用安全網了。


正式勞工也在「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想做的人多著是」、「多的是可以取代你的人」等說詞中,為了維持現有地位而被要求付出更高的勞動附加價值,勞務管理、人事考核變得益行嚴格,整體的勞動條件被砍得支離破碎。就像1980年代以後的美國一樣,日本也開始出現「向下平均化」、「向下競爭」(race to the buttom)等現象,毫無底線地往下降低、向下調整。而其象徵則是,一方是過勞死,另一方是日薪臨時工派遣勞動─亦即,整個勞動狀況呈現「不是過勞死,就是貧窮」的狀況(p.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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